在肇庆学院（原肇庆地区师范学校、肇庆地区五七师范学院、肇庆师范专科学校、西江大学）五十五载悠悠岁月长河中，曾有几拨特别的“工农兵学员”浪潮。而我——一名中文系1976级学员，便是那最后一拨浪潮里的一滴水珠。

惊涛初涌：从田埂到学堂

我出生于郁南县千官镇塘头寨，一个群山环抱的小山村。1974年7月，高中毕业的我，收起书本，荷锄而归。生产队老队长笑逐颜开：“我们的秀才回来啦！”旋即委我以重任：记分员、科研小组长。所谓“科研”，实则是背着沉重的药桶，在稻田里与毒虫病害搏斗。我毫无怨言，埋头苦干。白日挥汗田间，夜晚则伏案于生产队部，登记工分，核算口粮，年终分配，一丝不苟。

一年后的寒冬（1975年冬），公社武装部一纸调令，我奔赴郁南县向阳水库建设前线，被任命为千官民兵营第五连连长。年方十八，我是整个水库工地上最年轻的连长。率领一百二十名民兵，我们在尘土飞扬的大坝工地上日夜奋战。

1975年10月1日，水库建设指挥部在工地上举行“奋战79高程誓师大会”，九千民兵列阵。我代表千官民兵营登台发言，结尾掷地有声：“同志们，语言代替不了行动，行动才是最响亮的语言！请看我们千官民兵的行动吧！”掌声如雷，连端坐主席台中央的县委书记刘国恩也颔首赞许。誓言既出，我身体力行：危险爆破，有我身影；挑土运石，步履如飞；寒冬深夜的零时班，我身先士卒。连队屡夺“流动红旗”，我个人也多次被评为先进民兵、先进干部。

这份赤诚，也叩开了党组织的大门——我火线入党了。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，更大的惊喜降临：1976年8月，经贫下中农推荐、公社革委会批准、县教育局核准，我荣幸地成为肇庆地区五七师范学校中文系1976级（社来社去）一名“工农兵学员”。喜讯传回山村，乡亲奔走相告：“我们这山旮旯，也飞出金凤凰了！”

学海行舟：逆流而上追春光

因毛泽东主席逝世，我们延期入学。1977年1月收到《入学补充通知书》。3月1日，终于踏进当时位于新兴县稔村镇高村的校门。

学员来自全省，尤以肇庆为多，清一色工农兵出身。初次班会上，同学们自豪地介绍：“我是工人！”“我是大队干部！”“我是民办教师！”“我是知青！”“我是复退军人！”……轮到我，只怯生生道：“我是农民。”

我们这代人，小学中学恰逢特殊时期，基础知识普遍薄弱。入学不久的中文摸底考试，给了我当头一棒：59分！瞬间面红耳赤，慌忙收起试卷。环顾四周，才知四五十分的比比皆是。薄弱的根基，是不争的事实。

语言亦是难关。初高中两年制，且无普通话教学。课堂上老师全程普通话授课，常听得云里雾里。一次在“四方院”旁农场插秧后，田埂边响起一片呼喊：“我的孩(鞋)子呢？我的孩(鞋)子呢？”乡音浓重，常闹笑话，也添了许多不便。

初时，学校尚未彻底摆脱“重政治运动、轻课堂教学”的惯性。大会、政治学习、军体课、劳动课填满日程。去校农场劳动是常事，甚至被派往附近农村宣讲政策或下田劳作，名曰“与生产实践相结合，与贫下中农相结合”。一次我被派往大塘村在社员大会上宣讲中央文件，生平第一次被唤作“林老师”，心头百感交集。

所幸，我们这“末代”工农兵学员，虽身处特殊年代，却迎来了变革的曙光。1977年8月，学校更名为肇庆师范专科学校，面向全省招生。

“四人帮”倒台，中国高等教育迎来历史转折。大学挣脱政治漩涡，逐渐回归教学与学术本位。曾被批判为“资产阶级学术权威”的教授们重返讲台，学生也从狂热转向如饥似渴的求知。校园气象，焕然一新。

1977年恢复高考，随着77级新生的涌入，肇庆师专也经历着巨变。学校工作重心彻底转向：以培养合格中学教师为目标，狠抓教学管理与质量。校舍修缮扩建，图书馆扩容，食堂、浴室、体育场馆改善，教学设施增加，学习氛围日益浓厚。

教师们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热情。中文系主任兼党支部书记谭宪昭教授，肩负行政，仍亲授古代文学课。他声若洪钟，引经据典，听其课如沐春风，是种享受。

黄之驹教授，学识渊博，曾因“权威”身份被罚看牛，意志消沉。

如今“出山”，判若两人，在讲台上将真知娓娓道来。

海南口音浓重的朱剑雄老师，昔日牢骚满腹，行为散漫，如今衣冠楚楚，头发锃亮，神采飞扬地讲授教育心理学。

邓护英老师慈祥如母，耐心地从头教我们汉语拼音。还有教授逻辑课的王锭成老师、古代汉语课的钟业枢老师、书法课的郑天净老师、现代汉语课的周一鸣、张惠珍、杨曼芬老师，文艺理论课的郑淑文、刘钦伟老师和黄辉祥、陈维清、廖万康、黄佩环等诸位老师，无不勤勤恳恳，为我们“传道、授业、解惑”。园丁的精心浇灌，让我们这些先天不足的弱苗得以挺立成长。

改革开放的春风，点燃了我们为现代化建设而学的激情。我们正视基础薄弱的现实，以“把青春追回来”的紧迫感，在学海中奋力驾舟。课堂鸦雀无声，只闻笔尖沙沙；晨读琅琅书声，如美妙乐章。自习时间，教室、宿舍、走廊、树下、草坪，甚至校外蔗地、果林，处处可见苦读身影。人人都在奋力夺回被耽误的时光。

入学不久，我意外当选学习委员。捧着象征责任的绿色文件夹，在忐忑中开始了三年服务同学的旅程。我暗下决心，必须学在前列。古汉语是短板，便常去谭宪昭教授处“开小灶”；虚心向77级的陈雄铿等师弟师妹请教。学习压力如山，第二学期竟患上失眠。晚自习后打手电看书，躺下仍在脑中“回放”白天所学，想不起便又爬起开灯……直至闻得数遍鸡鸣。幸得校医指导：“放松心情、坚持晨跑、冷水浴、规律作息”，方才痊愈。无数个周末，我都在教室度过……

一分耕耘，一分收获。师长的教诲，同窗的互助，自身的刻苦，终使三年光阴没有虚度。我的成绩稳居前列，连年获评“三好学生”。1980年1月的一个清晨，谭宪昭主任召我至办公室，亲手递来毕业留校任教的“通知书”。紧握恩师双手，我热泪盈眶：“感谢学校信任！感谢您和老师们的栽培！”

窗外柳枝轻拂，似也含情道别。在这万物复苏的春日，我们这届“末代”工农兵学员，毕业了。

百川归海：在时代洪流中奔涌

我们1976级这届“末代”工农兵学员，是特殊年代的幸运儿。毕业前夕，正当为“社来社去”的分配政策忧心时，国家包分配的喜讯传来，许多人喜极而泣。

毕业时，绝大多数同学奔赴全省各地中学，成为教育战线的新兵。全体同学服从国家安排，哪怕是边远山区、少数民族地区也义无反顾。许多同学扎根基层，将毕业精力贡献给山区教育事业，用青春和汗水书写出乐无私奉献的动人篇章。部分因需分配至中师、中技任教；亦有进入机关，走上从政之路。

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。离开校园，投身社会洪流，我们这届师范生，党团员居多，政治素质较高，在教育岗位乃至更广阔的领域里，都曾努力发光发热，有所建树。中文、数学、物理、化学四个专业二百余学子中，涌现出众多教学骨干、中学校长、中师校长、中技校长，更有一位同学成为肇庆师专副校长；从政者亦有佼佼者任至科局、处级干部。人人都能遵纪守法，勤政廉政，没有玷污师门，践行了“学高为师，身正为范”的箴言。

1981年8月，因工作需要，我调入高要县司法局，担任办公室代主任。在1982-1983年“严打”斗争中，我发挥文科所长，成为政法系统法制宣传骨干。协助局长创办《高要司法》周刊，所撰稿件频被省司法厅及市县报刊采用。《民主和睦30春》、《重拳出击》等报道及短篇小说《定心果》，屡获地市及《广东司法》嘉奖。因工作出色，连获肇庆市及广东省政法系统表彰。1983年底，高要县人民政府授予我记功奖励。1984年5月，破格提拔为县司法局副局长。

1985年5月至1990年12月，我先后担任高要县乐城镇、河台镇镇委书记。铭记师训，正直为人，心系民生。一手抓山区经济：兴办桂油厂、林化厂、木器厂、小金矿、饮料厂、药材厂、林业与矿产公司；扶持群众造林种果（柑桔、玉桂、巴戟、佛手），保障粮食生产，带领脱贫致富。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：建水厂解饮水难，通自动电话，设电视差转台，扩建卫生院，新建养老院。尤其不忘教育本行，两镇“排危建校”工作均获县教育系统表扬。1986年6月暴雨夜，洪水漫入乐城中学宿舍，我第一个率镇干部赶到，及时抢险疏散，确保师生安全。1989年7月19日深夜，河台镇三围村遭暴雨突袭，我亦是首批抵达救灾现场者。

1991年1月至2016年5月，二十五年间，我先后在高要县（区）旅游、水产、农办、宣传部、扶贫办、信访、农业、卫计等部门任负责人。岗位流转，始终不忘师嘱，勤政廉政，力求做一名有作为的公仆。高要县荣膺“广东省淡水渔业先进县” “罗非鱼之乡” “罗氏虾之乡”“粮食生产先进县”“国家农业综合开发示范区”“广东省十大农业示范基地”“蔬菜之乡” “全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单位”……这些闪光的牌匾背后，也浸润着我点滴的汗水。

一分付出，一分收获。三十五年公仆生涯，党和政府、人民群众给予我诸多肯定：我两次获记功，一次获“市长基金奖”、一次被评为“高要十佳人物”，多次被评为县（区）先进工作者。2009年，晋升为肇庆市管副处级干部。

2017年12月30日，我光荣退休。每当有人问及我的出身与学历，我都会自豪而清晰地回答：“我是肇庆师专的学生！”